秦将司马错攻魏襄城时，魏昭王请求韩国支援，但与他同年即位的韩釐王并未主动援魏。第二年，轮到韩国的武始、新城被秦兵围攻。魏国因对秦作战不利，也没出兵救韩。秦国先攻魏而后攻韩，显然是为了各个击破。而魏韩两国都是各打各的，直到第三年才痛下决心联兵抗秦。可见，两国新君之间缺乏有效的交流，盟友关系不如先王在世时那么牢固。
当然，把黑锅扣到魏昭王与韩釐王头上是不妥的。魏韩庙堂一直是抗秦派与亲秦派并存的。给齐国做小弟时是抗秦派得势，两位新君都入朝过秦国的新君，怕是少不了要权衡一下各派系的意见。
魏昭王与韩釐王需要认真考虑，到底是通过俯首称臣来换取和平，还是跟虎狼秦国血拼到底？如此一来，双方不可能像有多年合作经验的魏哀王和韩襄王那么默契。两国的决策过程可能一波三折，只是史书记载不详。
魏国只丢了一座边城，未伤筋动骨。韩国丢失的新城则是一座堪称边郡核心的大县，损失大得多。秦军若是从新城东征，攻入嵩山地带，韩国首都新郑危矣。
最终，韩釐王向魏昭王提议组建联军。魏国首都大梁有韩国做屏障，但西线的河东郡同样受河外秦军的威胁，于是同意合作。韩国是合纵的发起方，但魏国出兵多，所以魏将公孙喜获得联军的指挥权。但两位新君没料到，这个人事安排为联军埋下了隐患。
二十四万大军意味着魏韩分别投入了国内将近一半的主力兵团，对驻扎新城的白起部秦军形成了数量优势。可是，公孙喜在接到出任联军统帅的命令时，对战局并不感到乐观。他很清楚，魏韩两国新君急于树立威信，不甘丢失父辈刚赢回来没多久的土地，才会下如此血本做一次豪赌。这一仗背负太多政治考量，只许胜不许败。
尽管公孙喜久经沙场，与韩军多次协同作战，但对这次击秦心里没底。他曾经在垂沙之战中遵照联军主帅——齐将匡章的号令行动，在函谷关之战中又听从齐相薛公的指挥，率领魏武卒冲锋陷阵、破军拔城。但他缺乏做二十四万大军主帅的战斗经验。打顺风仗问题不大，一旦碰上硬仗，联军恐怕就会同床异梦了。
眼下，伊阙关南面驻扎了大约十万秦军。战国人所称的“伊阙山”是由伊河西岸的龙门山与东岸的香山共同组成的。韩魏联军主力南下，驻扎于龙门山和伊河之间，在对岸的香山通道也有布防；秦军北上进攻，东临伊河，西靠龙门山以南的丘陵山地，封堵住了伊阙关的南出口。魏韩南下不得，秦军也难以上攻，双方就这样进入了对峙状态。
该怎么打破僵局呢？公孙喜感到棘手。
魏韩联军不仅兵力是对方的两倍有余，又占据了伊阙要塞。饶是秦国虎狼之师敢死善战，也很难正面突破联军防线。魏昭王与韩釐王投入那么多兵马，显然是希望公孙喜能一口气吃掉十万秦兵。可是，两国官兵被秦军痛扁了两年，士气十分低落，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并不能消除心理上的劣势。
魏军与韩军早已没有了三年前攻破函谷关的求胜欲望。公孙喜心知此战的胜负取决于初战。倘若初战告捷，联军会重拾信心，充分发挥兵力优势；假如初战告负，联军的斗志大概会一蹶不振，被白起小儿一举击垮。为此，公孙喜打算利用数量先发制人。由韩军打头阵，不断消耗秦军的实力，再让以逸待劳的魏军寻机发起总攻。
别看韩国是七雄中最弱的国家，其兵器制造业在战国也是数一数二的。大纵横家苏秦曾经指出，天下强弓劲弩皆出于韩，利剑长戟可以“陆断牛马，水截鹄雁，当敌则斩坚甲铁幕”。韩军凭借“被坚甲，蹠劲弩，带利剑”的重装步兵一度获得“劲韩”之名。公孙喜认为韩军锐卒适合充当先锋。谁知韩军主将拒绝执行这一作战方案。
魏韩分歧：谁啃骨头？谁吃肉？
就实而论，公孙喜的决策还是比较合理的。魏国投入的应是离伊阙最近的河东军（伊阙战败后，秦兵横行魏国河东郡多年与此有关）。他们南渡黄河下洛阳，最佳集结位置在洛河以南、伊河西岸。而韩国兵马主要来自新郑首都圈，从嵩山地带进入洛阳盆地，渡过伊河与魏军会师。魏军主要从北来，韩军大多从东来，自然地形成了“魏军在后，韩军在前”的格局。
秦军大营设在伊阙关以南，首当其冲的正是韩军。魏军在韩军阵营之后，并不与秦军直接对峙。所以，主帅公孙喜才想让位置靠前且装备精良的韩军先同秦军交战。